“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能缓解生育率走低吗？_QA4g4

近来,一条关于“单身女性不允许冷冻卵子或做试管婴儿?”的消息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微博中,提到来自上海的李珺律师建议国家卫健委修改相关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例如冷冻卵子或试管婴儿)的规定。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卫健委将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凝聚共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生育、就业和职业发展权益。

打开网络搜索,输入“冷冻卵子”,会看到国内外众多医学服务机构的广告。这些广告都称,这是一份面向拥有前瞻性思维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在年轻卵巢功能尚未衰退的黄金时期,预先保存“明天的希望”。还有的机构称,可以让中国有中高端消费能力的精英女性提前实现生育解放,远离高龄生育的困扰。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为何选择冷冻卵子

冷冻卵子,是指在女性处于较佳生育年龄时,人工提取成熟的卵子加以冷冻保存。此前往往是因疾病,如染色体异常、自身免疫疾病、感染、肿瘤等因素导致卵巢早衰的女性需要这一服务。而由于女性生育期短暂,加上婚育年龄普遍推迟,因此,它又成为一种能让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推迟生育时间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2015年,中国某女演员自曝在美国冷冻了9颗卵子,称冷冻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这名演员的个人经历引发了关于生育治疗的讨论。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上述律师建议的回复中,明确提到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婚姻法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个别地区如吉林省,在地方条例中还对单身女性生育进行了特别规定。下一步,将继续予以关注,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凝聚共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生育、就业和职业发展权益。

在北京某三级医院产科工作的廖医生对记者说,目前,冻卵技术主要帮助三类人:一是在取卵当天丈夫精子没取出来,或者因为特殊情况,丈夫不能够到现场的；二是需要将其提前保存的,如肿瘤放化疗之类会损伤到卵母细胞；三是因为特殊情况确实没有找到合适伴侣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卵母细胞质量下降,在卵巢功能减退之前把它存起来。

“我对冻卵表示谨慎乐观。毕竟卵母细胞冻存不如精液、胚胎的冻存那么稳定、成功率那么高,原则上医生不鼓励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去冻存卵母细胞。还是尽量在生育的年龄做生育的事。”有国外教育背景,也学习过冻卵相关知识的廖医生说。

不过,近年来国内尤其是北上广的都市大龄女性对这种方式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而由于国内政策限制,有意“冻卵”的女性将目光投向国外。

在某金融公司担任要职的王女士过了30岁仍然单身,看着身边好友一个个结婚生子,而自己年龄越来越大,既担心错过优生优育年龄,又不想因为生育而“随便找个人嫁了”,于是向一些海外机构咨询,考虑出国旅游时冷冻卵子。

35岁的北京女性陆洋,是在结束了一段不稳定的感情关系后,下决心冻卵的。“如果我有一个能够立刻结婚的对象,当然会选择自然受孕,但如果这个人到我快40岁才出现,怎么办”?

刚满30岁时,陆洋还不着急。眼见已经35岁了,时间似乎越来越急迫,但她觉得近一两年内,自己很难再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她希望“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有一个备用方案”。

王女士和陆洋并非个案。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面对婚姻和生育压力,不少女性愿意通过冷冻卵子的方式来延缓自己的婚恋和生育时间；另一方面是部分职场女性为了规避“孕期”对工作的影响,而希望用此种方式赢得打拼事业的时间。而目前国内对冷冻卵子技术尚未完全放开,未婚女性或者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夫妇不可冷冻保存卵子或胚胎,所以不少女性选择去国外“冻卵”。

声称“技术不会失败”

前不久,陆洋的一位闺蜜向她推荐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一百人左右,都是打算冻卵或做试管的女性。她参加了群里组织的一次线下聚会。在北京一个咖啡馆里,三十多位女性围坐一起,听一位做过冻卵的姑娘答疑解惑。

在这次交流会上,陆洋问对方,取了卵之后是如何存储的?是一颗颗地存,还是打包存?如果单颗存储,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一颗颗使用,而不是一次性用完?陆洋记得,对方说,她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陆洋知道,理论上卵子是分开存的,但因为损耗率高,如果需要保证一颗卵子今后可以解冻成功并顺利受孕,通常需要一起使用。

比起选择冻卵,对于在哪进行手术这个问题,陆洋感觉更费劲,“说得天花乱坠,不知道怎么选择”。

陆洋告诉记者,目前,在有冻卵需求的单身女性和掌握冻卵技术的国外医疗机构中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声称提供‘咨询、检查、介绍医院、冷冻卵子、保管甚至代孕’等一系列服务。有机构甚至声称成功率高达百分之百”。

根据朋友介绍以及相关广告,陆洋联系了名为“美国某生殖中心”的公司。“工作人员除了对自己的技术下了‘零失误’的保险外,还称自己不是中介而是正规的办事处,我才和他们进一步联系的。”陆洋说,这家机构称医院的年接诊量是1500例,有30年的历史,“但他们也表示成功率无法统计,冻卵没有失败率”。

不过,根据廖医生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冻卵技术应该有明确的活产率与妊娠成功率的说明。大体上,35岁以下的卵子活产率为60.6%,妊娠率为72%；35岁至37岁的卵子活产率为51.5%,妊娠率为63.9%。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子的活产率和妊娠率均有下降。

不过,随着咨询的深入,陆洋发现成功率也并非如机构所说的那么绝对保证。因为在介绍中,机构的工作人员虽称在他们的冻卵技术没有失败率,但是也强调能不能成功解冻要看卵子自身的质量,和技术没有关系。

“他们一再强调未来培育阶段是否能有优质的胚胎产生要看我本身的卵子质量和孩子父亲的精子质量,这不是医学手段可以控制的。当被问到国际上也曾经有解冻失败的案例,工作人员则再三强调‘技术不会失败,有这样的情况是由于您自己的卵子质量决定的而不是解冻失败’。”陆洋说,关于解冻后卵子的复苏率,不同的中介机构有不同的说法,但几家中介结构都声称能够保证80%的成功率。

除了高成功率的技术保证,无期限的冷冻保藏也令陆洋生疑。咨询中,上述机构加州生殖中心的工作人员承诺卵子保存没有期限,无论冷冻多少年,卵子的复苏率都相同。“还有中介称从现有的临床上来看,冷冻1年和冷冻5年的复苏是没有区别的,其他就不好说了”。

对此,廖医生的看法是,随着冷冻时间增加,卵子的质量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应尽早使用。目前,卵子冻存到一二十年的客观数据还比较少,“业内曾在小鼠卵母细胞的冻存上发现,高龄鼠冻存以后卵子损伤大；冻存时间长,复苏率偏低。时间越长,风险越增加”。

高额收费不知用在何处

按照陆洋的计划,在她40岁以前,也就是5年内用掉卵子。在医院,5年整存的费用是30万元人民币左右。不同医院的存卵费用各不一样。

根据目前中介机构给出的费用表:

冻卵技术的费用为1万至2万美元不等,从第二年开始,要一年支付600至800美元的保管费用。

不过,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并不意味着就有百分百的回报率。尽管中介机构把成功率鼓吹到80%以上,但一旦出现失败,风险和后果要由个人承担。

在陆洋咨询过程中,某中介机构直接表明各国实施冻卵的医院都是不保证成功率的,冻卵的风险需要自己承担。

那么,高额的费用究竟用在哪里?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费用用在了检查、促排用药、取卵等环节,并且还称材料费和冷冻费就有3.5万元左右。

“根据中介机构的说法,从第二年开始,冷冻费就要重新收取,原来交的冷冻费能支撑多久?”陆洋说,这样的问题,至今没有中介给出满意的答复。

虽然如此,陆洋仍在努力寻找能够冻卵的可靠途径。她查阅资料了解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了“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015年,原卫生部又再次表示“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对于冷冻卵子的使用,必须要求当事人出具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

上海一家出境冻卵中介机构的创始人甚至觉得,“出境冻卵,渐渐成为了类似于周末和闺蜜喝下午茶一样的新生活方式”。

但由此衍生的便是,五花八门的中介。

“市面上所有提供给单身女性咨询冻卵技术的机构大部分都是中介,从介绍医院到服务报价一条龙服务,但既不承担手术实施,也不提供医疗保险凭证。说白了,中介只推荐医院。”陆洋说,还有的中介表明,介绍完医院以后,他们还会从中协助,如果是通过他们的机构选择的医院,会赠送一次当地的接送机和一次陪同首诊,也可以提供住宿和生活指导,并且也可以向该机构购买就医陪同和医疗用车服务,“不过,对于手术的流程和其他专业性的问题,除了介绍医院和医生,中介没有提到其他相关服务”。

在陆洋提供的中介发来的资料中,记者注意到大多数都是医生的独立实验室和诊所。“冻卵保存需要5到10年,独立工作室和小诊所能否长时间开放也是一个问题,等到10年后,是否还能拿到自己当初的冷冻的卵子?中介并没有向我保证。”陆洋说,而随着咨询的深入,她甚至发现不同中介机构介绍的是同一家医疗机构,“有两家中介机构都把我推向了某加州生殖中心,一家称自己是驻中国办公室,一家称是第三方平台,手术费用也有1000至2000美元的差距”。

除了冻卵,上述中介结构还提供代孕、捐卵等一系列服务。有中介机构称很多中国女孩在医院冻了一批卵子,分批次售卖给需要的客户,生下孩子的都很多了,她们冷冻的卵子一般都在3年以内就会被卖掉。

制图/李晓军

本报记者赵丽

来源：法制日报

一项将于3月26日在北京执行的医保政策引发关注。

日前，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印发了《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引发的《通知》里将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记者注意到，尽管近几年业内时有关于辅助生殖医疗纳入医保的呼声，但始终未有明确落地举措。此次《通知》发布后，北京即成为国内首个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范畴的城市。

高额支出成隐形门槛

辅助生殖技术是不孕不育症治疗的重要手段。它通常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其中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

2021年5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曾参与发布了一项妇幼卫生相关的报告——《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特邀重大报告》（以下简《报告》）。接受媒体采访时，乔杰指出，中国2015年底放开实施“二孩”政策，但生育意愿未如预期有增长。

她介绍，2007—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这意味着，每6对育龄夫妻中就有一对夫妇面临生育困扰，而这类群体中部分的家庭生育意愿则需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

△ 工作人员准备提取试管婴儿的DNA。

上述《报告》中提及，截至2017年，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总周期数已经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过30万。

然而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生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不孕症治疗是个复杂的过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暨计划生育科主任医师鹿群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试管婴儿”单次胚胎移植成功率仅为40%到50%左右，部分患者需二次胚胎移植甚至更多次。

重复取卵，也意味着将有高额的花费产生。一位生殖医学相关的从业者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包括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之前的全身检查、促排卵、胚胎培养及移植等项目，一次成功地孕育一个“试管婴儿”的价格为3万元左右。难以确保的成功率和居高不下的治疗费用成了人工辅助生殖的隐形门槛。

鹿群向记者介绍，北京市此次共规范调整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63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调整，其中对体外受精胚胎培养等53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进行统一定价，基本涵盖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常用的辅助生殖的技术项目。

她表示，纳入医保的16项中有2项是宫腔人工授精的项目，1项是二代试管婴儿（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的项目，3项是三代试管婴儿（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的项目，其余则为体外受精-胚胎等项目。按照鹿群的估算，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后，大约能通过医保为不孕不育症患者节省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治疗费用。

医保能否负担

《中国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呼声从2014年就有提及，但这一呼吁直至2021年才有“回音”：2021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时明确表示，诊疗方面，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这期间“二孩”“三孩”政策相继出台，但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52‰，创下近年来新低。

鹿群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现阶段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是扭转生育率走低趋势的积极举措之一。在她看来，纳入医保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完全自费到纳入医保报销，这体现了国家对生育支持的大力投入。医保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支出压力，能让更多的不孕夫妇积极尝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 医生将精子滴入装有卵子的培养皿中后用显微镜监测。

记者查询发现，上海、浙江等地都曾有过提供辅助生殖经济支持的探索，但始终未将这一“非基本医疗”纳入医保的动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北京率先将辅助生殖医疗的部分项目纳入医保不仅是个良性的探索，同时也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在保护育龄妇女生育权益上应当走在前列。

至于能对北京本地生育率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善，陆杰华和鹿群均认为需要结合这项政策实施之后落地的情况进行精准评估。

虽然这一政策利好生育，但社会比较关注“医保能否负担得起这笔开支”。

记者注意到，《通知》中公布的16项辅助生殖技术价格区间在100元—5200元不等。其中3项价格较高的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单基因病诊断、染色体疾病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囊胚/卵裂球/极体活检术也列入其中，三者合计10360元。甲类报销比例若按70%计算，则医保将为这三项担负7252元。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北京2020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353.7亿元。这一数字在业内看来算得上“医保资金池较为宽裕”。上述不愿具名的生殖医学从业者告诉记者，从目前北京的医保结余来看，担负这比开支“难度不大”。

有望全国推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为提高生育率推出了育儿假、产假、生育奖励等多项积极的举措，推动作用尚不显著。

据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6至2016年我国育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年的24.3岁上升到 2016年的26.9岁。乔杰表示，年轻夫妇育龄意愿的下降也导致了高龄妊娠、不孕、流产、出生缺陷和其他不良妊娠风险的增加。

△ 护士准备为患者注射促超速排卵药物。

陆杰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要解决眼下育龄夫妇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首先要究其真正的痛点，如生育文化、生育成本等，要综合考虑，标本兼治。

在他看来，将辅助生殖医疗纳入医保就是在成本问题上推出的积极举措。陆杰华表示，北京的积极探索是个信号，之后或许会有更多的地区对此响应。

记者注意到，此前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就曾对网友提出的“将辅助生殖医疗项目纳入医保问题”给出回应称：“在当前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还是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着力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还没有能力将支付范围扩大到辅助生殖类项目。”

“各地的财政情况不一，相关的措施细节也可能会有差异，因地制宜。”陆杰华说。

在长期与患者打交道的鹿群看来，若要在全国铺开，则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方患者对辅助生殖技术需求的不同，制定更有针对性、更能凸显支持力度的医保政策。另外，“对于不同的地方而言，跨省就医的不孕症患者如何解决医保问题仍有待讨论。”鹿群提到，由于不同的地区辅助生殖医疗发展水平不平衡，跨地区就医现象仍将长期存在，这些都应被纳入统筹考量的范畴。

撰文：《中

国报道》记者 邱慧

图片来源：新华网、中新网

责编：徐豪